在北宋文坛的星空中，有三颗星辰格外耀眼——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轼。他们既是师生，又是政敌；既是文友，又是对手。三人的命运交织缠绕，勾勒出北宋最跌宕起伏的“精神图谱”。

公元1057年，汴京贡院春闱放榜。21岁的苏轼凭借一篇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震动文坛。主考官欧阳修阅卷时拍案叫绝，却误以为是门生曾巩所作，为避嫌而将其列为第二。揭榜后真相大白，欧阳修感叹：“老夫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！”

这位文坛领袖对青年苏轼寄予厚望，预言“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”。当苏轼带着父亲苏洵、弟弟苏辙前来拜谢时，欧阳修欣然接纳，从此“三苏”名满京师。在给梅尧臣的信中，欧阳修坦言：“读轼书，不觉汗出，快哉快哉！老夫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也。”

与此同时，欧阳修书房里还珍藏着另一位才子的文章。曾巩曾向他推荐同乡王安石的作品，欧阳修读后大为赞赏，多次向朝廷举荐这位36岁的江西才俊。甚至当王安石以“祖母年高”推辞谏官之职时，欧阳修体贴地为他改任群牧判官，“须俸禄养家”。

此刻的欧阳修不曾预料，他亲手托举的这两颗新星，有朝一日会在政坛激烈碰撞。

1069年，宋神宗启用王安石推行新法。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像一把利刃，将文坛生生劈裂。

已过花甲之年的欧阳修首先对新法提出质疑。他对“青苗法”尤其不满，认为执行过于苛刻。王安石性格执拗，对这位恩师的批评深感不快，两人书信往来中火药味渐浓。最终欧阳修自请外放，在蔡州自号“六一居士”——“一书、一棋、一琴、一金石、一酒、一老人”，孤寂中透着无奈。

年轻的苏轼更成为新法的激烈反对者。在《上神宗皇帝书》中，他痛陈新法弊端，惹怒当权者。王安石指使御史谢景弹劾苏轼，最终苏轼自请外放杭州。离京时他回望宫阙，写下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”的苍凉诗句。

政见分歧本属常事，但“乌台诗案”将矛盾推向生死边缘。1079年，御史李定等人从苏轼诗中罗织罪名，以“谤讪朝廷”之罪将其打入死牢。当所有人以为苏轼必死无疑时，一封来自金陵的奏疏改变了局面——罢相多年的王安石上书神宗：“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？”

这十字谏言如惊雷贯耳，神宗最终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。政敌的救命之恩，在苏轼心中埋下微妙的种子。

1084年的秋天，苏轼调任汝州途中，特意绕道江宁（今南京）。在城东半山园，两位昔日的政敌终于会面。

此时的王安石已非当年锐意改革的宰相，而是穿着布衣、骑着小驴的老者；苏轼也历经黄州躬耕的磨砺，眉宇间多了淡然。他们不谈政事，只论诗文。王安石捧出近作请苏轼品评，苏轼则赞叹对方《桂枝香·金陵怀古》“此老乃野狐精也！ ”

同游钟山时，看着满山红叶，王安石指着林木感慨：“天寒松柏犹青翠。”苏轼应声而答：“霜降水痕收，浅碧鳞鳞露远洲。”相视一笑间，政见之争如过眼云烟。临别时苏轼写下“劝我试求三亩宅，从公已觉十年迟”的诗句，王安石则对人感叹：“不知更几百年，方有如此人物！”

这次会面被后世誉为 “中国文人史上最动人的和解” 。当政治硝烟散尽，留下的是对才华的由衷欣赏与对生命的共同感悟。

回望三人恩怨，最令人动容的是他们共同恪守的士大夫风骨。

欧阳修虽与王安石政见不合，但始终承认其“德行文学为众所推”；司马光评价王安石时也说：“人言安石奸邪，则毁之太过；但不晓事，又执拗耳。”苏轼更是在《王安石赠太傅敕》中公允评价其学术成就：“名高一时，学贯千载。”

这种“政见可争，君子之交不废”的风度，在北宋党争中如清流般珍贵。当苏轼为欧阳修撰写祭文时，“惟公生有闻于当时，死有传于后世”的评语，何尝不是三人的共同追求？

从欧阳修提携后进的胸襟，到王安石救苏轼于囹圄的担当，再到苏轼对政敌的宽容，他们用一生诠释了宋代士大夫的精神高度：在政见之上，还有更恒久的文化道义；在立场之前，还有更根本的人性光辉。

三人的生命轨迹最终消逝在不同时空中：1072年欧阳修溘然长逝，1086年王安石病逝钟山，1101年苏轼客死常州。但他们的精神对话从未停止——在汴京考院的试卷上，在变法争论的朝堂中，在江宁秋日的山径间。那些政见的分歧、文字的切磋、人品的辉映，共同织就了北宋文坛最绚丽的锦缎，让千年后的我们依然能触摸到那个时代文化的温度与思想的厚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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